前世今生的轮回真的存在吗？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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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总是带有父亲的影子
帅得一塌糊涂,她无从逃避,但是她说,剩女,也一样的不苟言笑,静静看外面如水的夜色,一直暗恋着他,她越对你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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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九）
　　——熊飞骏
　　第二章：英法联军之役——是侵略还是找打
　　一、掩耳盗铃打不醒的病狮
　　1842年夏末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只是些原则性条款，实施细则于次年在广东虎门签署。
　　中英《虎门条约》作出如下规定：
　　1、领事裁判权：英国人之间，英国人与外国人之间，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争执纠纷不受中国司法审判，而由英国领事审判，以保护英人不受大清国草菅人命刑讯司法的伤害。
　　2、英国军舰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停泊，保护商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受非法暴力侵犯。
　　3、英国在五个通商口岸可以租地建屋。
　　4、利益均沾：中国以后给予他国的任何利益也应同时给予英国。
　　…………
　　《南京条约》签订后，法、美两国也追腥而至，要求与大清国签署除割地赔款外与大英帝国类似的通商条约。
　　清政府当时被西洋的枪炮打傻了，以致谈西色变草木皆兵，怕洋人怕得变态。只要是洋人提出的要求，都仿照英国先例一一照允。
　　于是《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也紧跟着《中英南京条约》出台了。
　　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有十二年期满再另行修订的条款，为十三年后的英法联军之役埋下伏笔。
　　大清国和法、美签订不平等条约还情有可愿，两国毕竟是当时已知世界的文明强国。下面这些国家也一窝蜂凑上来要求“利益均沾”且都如愿以偿就让人大跌眼镜了。
　　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荷兰、丹麦、挪威、瑞典……等等中国从未听说过名字，甚至于昔日连前来进贡也不不一定够格的芝麻绿豆国，都跟在大英帝国后面以“战胜国”的姿态诱迫大清国签订了一连串不平等条约。
　　一个极端自负自大的人另一面就是极端自卑自贱。鸦片战争后的大清国就处于这种自卑自贱状态，看见白皮肤的人就视若无敌巨无霸，见人绕道有求必应。只要前来的是白人，随便报上一个什么国名，就仿英国先例与之签订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的通商条约。签了约就能使这些该死的白人从大清国官老爷跟前消失，眼不见心不烦。
　　当时大清国对来签约的西洋各国“来者不拒”还有另外一个如意算盘，那就是传统“以夷制夷”谋略。大英帝国是大清国的主要敌人，不能让大英帝国独占大清国的通商利益。大英帝国通过血战换来的五口通商，必定视为一家独占不容他国染指的禁脔。如果大清国把英国企图独享的禁脔也让与其他国家分享，必须会挑起英国与西洋各国的矛盾冲突，甚至于会因此大打出手。那时大清国就可乐得隔岸观火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了。
　　大清国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英国当时是已知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自信心如日中天，正在努力推动全球自由贸易，深信自家的工业产品是地球人的最佳选择。不用设置贸易壁垒，通过商品自由竟争就能让多数地球人自觉购买英国商品。
　　基于上述自信，鸦片战争后的大英帝国并没有独占中国商品市场的险恶用心，相反乐意让西洋各国参与中国市场的开拓和竞争，合各国之力来打开亚洲这个封闭而巨大的市场，从内部摧毁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经济，把中国强行纳入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这样来华签订通商条约的西洋各国就和英国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很容易在未来的涉华纠纷中采取一致行动。
　　大清国的“以夷制夷”谋略因此弄巧成拙，由一个强敌独制变成N个强敌联手共制，从此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鸦片战争造成的巨大冲击，两千多个红胡子洋人在四万万国民的汪洋大海中所向披靡，战必胜攻必取如入无人之境，差一点就亡了国。应该能给大清国朝野以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使大清国官民痛定思痛反思反省，从此痛心革面兴利除弊，励精图治发奋图强，重新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推动国家的政治经济作出适应世界新形势的变革。
　　令人痛心的是，大清政府在巨变和冲击面前，好象丧失了最基本的智慧和胆识，既没有从鸦片战争的丢脸挫败中汲取教训；也没有面临下一次打击的危机意识，继续沿着先前的老路迈着病态虚弱的步子，贪贿弄权倾轧内斗，在鸦片烟雾中得过且过醉死梦生。
　　当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英国远征军从中国海岸远去，西洋商人龟缩到五个通商口岸时，除耆英等几个外交官外的大清国官员又看不到不肯下跪的洋人了，自大自满的官场病又故态复盟。不但很快忘记了惨败的往事，还恍恍忽忽又站到了胜利者那一边，认为应该汲取教训的不是大清上官，而是英国蛮夷！大清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挫败，但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旦哪天皇威震怒大张天讨，就会把英夷丑类统统消灭干净！
　　大清国从皇帝到七品芝麻县官虽然关上门给自己打气，在遥远的内地说些西洋人根本听不到的豪言壮语来挽回面子找回优越感，但见了洋人还是会不自主心里发虚。为了克服这一困扰，重新取得对西洋人的优势，大清官老爷乞灵于掩耳盗铃的“小动作”。
　　一是继续拒绝会见不肯下跪的洋人！把不得不和洋人打交道的滥事统统推给耆英等几个倒血霉的外交官，给予他们便宜行事的自主权力，只要让洋人洋事远离皇帝和官员的注意就是莫大之功。
　　二是继续在涉外语汇和文件中称西洋人为“夷”如故。拒不承认和西洋各国的平等外交权力，顽固坚持传统的朝贡制度，也就是洋人见了中国皇帝官员必须下跪，否则就坚决不接见。
　　值得一提的是：《中英南京条约》英国人签字的文本是用中文写的，文中提到双方时都同样地抬头书写，以示英、中两国处于平等地位。但是这些表示平等的格式并未表现在送交北京的条约文本中。
　　三是在外交礼义上虚与委蛇自欺欺人。设置损人不利己的圈套，在礼节和名词术语方面使其外国对手处下风：例如会谈只许在堆货仓库那种令人感到屈辱的环境中进行，或者只许同低级官员进行。当被迫作出让步时，也只能把它当作皇帝善心感召下的“仁政”，而不承认是外国人应有的权利。
　　…………
　　这些病态肉麻的“小动作”可苦了耆英等几个外交官。
　　鸦片战争后和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打交道主要由耆英等几个签订《南京条约》的外交官进行。
　　耆英的外交谋略和琦善大同小异，主要靠两头忽悠双边讨好来蒙混过关。在英国使节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给皇上奏章和中央政府汇报中则充满大义凛然痛斥英夷的豪言壮语。他不去认真研究英国富国强兵所向无敌的秘诀，而是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巴结笼络英国官员力求给对手留下一个好印象。
　　当英国全权大使璞鼎查离开中国回英述职时，耆英写给他的告别信肉麻得象一封同性间示爱的情书：
　　“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
　　与上述肉麻情书形成鲜明对照，耆英在大清国衙门的官样文件中对他被迫与之合作的英夷则极尽谩骂、诋毁、侮辱之能事，把外国人丑化成野蛮、低俗、下贱、肮脏、龌龊、卑劣、无耻、变态、呆傻的非人怪物，差不多把汉语所有难为情的贬义词都用上了。
　　耆英在中国官员和洋人面前表现出的分裂人格在当时情非得已，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不在英国官员面前巴结讨好不但无法顺利签订和平条约，条约实施后还无法阻止英国人心血来潮时要求会见大清国皇帝官员。不在中国官员面前臭骂英国人，就容易被自己的官场同志误会为“崇洋媚外”和“汉奸卖国贼”。
　　外交官确然是近代中国最难为又最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耆英大使的两头卖乖最终还是穿了帮。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的文案中发现了耆英丑化、诋毁英国人的奏疏，对如此人格分裂者的愤怒可想而知。谩骂和巴结英国人的文件最后都送达皇帝案头。高高在上的皇上自然无法体谅两头都不敢得罪的外交官苦衷，而是站在道德至高点发雷霆之怒，把耆英司法问罪，命令他上吊自杀谢罪列祖列宗！
　　…………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洋人以商业立国，历来都有遵守契约的传统，能自觉按照约定的条款来争取权利和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契约观念，签订和平条约不过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是后发致人的援兵之图。根本不会有人把条约当回事，更不会对条约上的那些文字条款认真。崇尚权谋诡诈的中国人，迫在眉睫的危机一过，就会自然把条约当成麻痹忽悠对方的陷阱，等对方老老实实按条约办事时来个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中国人这样做不但没有丝毫良心道义上的负担，相反还为自家深谙《孙子兵法》的“兵不厌诈”无限自豪。
　　《南京条约》规定英国进口商品在通商口岸征收协定关税后，进入内地不得重复征税。可中国地方官对进入内地的英国商品不但和中国商品一样层层设卡重复征税，而且还要收比中国商品更高的“买路钱”。导致英国商口到了终端市场时价格要比通商口岸翻几番甚至十几番，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外国商品在中国的销路。那时外商被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内不能去口岸外的内地旅行，对他们的商品在中国内地被漫天翻价毫不知情，只是一个劲地质疑如此优质价廉的机布为何敌不过劳务成本高昂且粗糙的中国土布呢？最后的答案仍是主要归结于中国自给自足传统经济的顽固上，而不知道是大清国各地官家设置的层出不穷“买路钱”在捣鬼。
　　《南京条约》规定外国商人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可自由租地建屋，鸦片战争前不能进城的广州外商可自由出入广州城。可在外国远征军撤走后，大炮的轰鸣成为遥远的记忆时，中国官员就背约弃信，拒绝外商进入广州城。当外商要求履约的压力加重，护商军舰上的大炮抬起头来时，中国官员就鼓动不明真相民众的排外种族情绪，忽悠盲目激动的群众围攻堵截要求进城的外国人。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十多年，在广州的三百名左右外国人依旧被限制在号称十三行老区长达240米的滨江地段以内，那里有约18亩空地。外国商人想到别处租地建屋或仅仅是租赁现成房屋的尝试，都被中国官民有效抵制住了。
　　不仅仅是广州官民违背条约反对外国商人入城，在福州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外国人入城运动。福州反入城运动在关键时刻由大清国民众心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提供领导，声势尤其热烈浩大。
　　广州、福州官民的反入城运动最终成为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主要导火索之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鸦片战争后，中国官民应该在鸦片贸易这个主要问题上较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英方为了回避国际道义的谴责，闭口不提鸦片一词，害怕在国际上落个贩毒战争的恶名。
　　当时的大英帝国已是世界文明国家，《南京条约》签署后如果中国坚决抗击鸦片贸易，英方绝无可论冒着牺牲国际道义的风险重新对中国发动一场贩毒战争。
　　《南京条约》规定的外商在五个通商口岸可自由租地建屋不但有约在先，也是当时人类世界天经地义的行为，不但不会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任何伤害，相反还因加强中西交往使中国人更多了解西方，为未来的国家现代化提供一个难得的世界窗口。
　　可中国官民却本末倒置，对应该争取的反鸦片贸易不置一词；对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合情合理的共利行为则不切实际发高烧固执阻抗。
　　结果中国的鸦片继续泛滥成灾！中国白银继续大量外流，官吏品格被鸦片空前毒害，社会上的有闲阶层在遍及城乡的毒雾中加速度颓废堕落。那些白天鼓动组织民众反外国人入城运动，大庭广众之下慷慨激昂发表爱国排外演讲的官员士绅，晚上回到家里则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中国人不遵守契约并在细枝末节问题上发高烧的行为，给中国人招来“野蛮人”的国际形象。
　　大清国在国际上进一步被孤立了。
　　鸦片战争后的唯一肯全面正视西方的清醒人士是魏源。他的《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最早介绍西方的醒脑巨著。
　　林则徐是魏源的好友，两人都是道光年间“经世致用”学派的栋梁干才。林则徐在仕途上很成功，魏源则是民间俊杰。
　　在劣胜优汰的腐败专制社会，民间俊杰的成就从来都是超越官场能臣的。
　　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和魏源开始分道杨镳，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当魏源成长为后清一代天骄时，林则徐则加速度堕落为狭隘固执的守旧政客。
　　以魏源和林则徐的友谊，《海国图志》刊行后，魏源不可能不送给林则徐一本的。可林则徐后期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压根儿就没看过《海国图志》这部不可多得的巨著。
　　当魏源“众人皆醉我独醒”，大声疾呼穷途末路的大中国当机立断变法图强时，林则徐则在福州家乡组织领导正常人匪夷所思的反入城斗争？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后患。
　　（未完待续）